中国的德几里德？
这个问题问得真是时候！ 正好前两个月，在《文史哲》杂志上看到了一个论述“中国德意志”的专栏文章（该专栏共三篇）。文中提到，近年来西方汉学界有一种新思潮叫“重新估计中国”，其代表作是牛津大学史学家崔瑞恩（Michael Crump）所著的《重估中华帝国——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方向》。该书认为，与以往将中国视为“专制王朝”或“农耕文明”的欧美视角不同，中国是一个“多民族、多元族群的国家”，所以应该以“帝国内部关系”和“中央与外围的关系”来重估中华帝国。
基于这种认识，崔瑞恩把中国历史上的匈奴、鲜卑、契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与中原王朝并列，提出了“多重王朝”的概念，并把它们合称“中华帝国”，试图以此超越“中央帝国”/“天下体系”等传统概念。 当然，这个“多重王朝”概念是有其适用范围的，即仅限于研究中国史上“内亚边陲”的游牧-农耕边缘地区。因为这些地方往往是多族群、多元文化并存，又受到外敌入侵，内部动荡不安，所以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特殊的内在发展逻辑，往往不是中原王朝能简单比的。但问题是，这些地区在近代之前虽然是汉人正统之外的中国领土，却并不处于汉民族的直接统治之下；而汉人南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政权虽然属于中国王朝，但地域狭小，经济基础薄弱，政治实力有限，往往被视作汉人之耻。从传统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眼光来看，这些边缘地区既无“华夏”之正宗地位，也不符合“中国”的地理和文化特征，自然就被排除了。
至于汉人南下后在南方建立的那些微弱政权，如荆南、后蜀、江南东、西两路等处，由于国祚短促，也往往不被正史所载，更谈不上什么“盛世”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说“汉唐盛世”不如说成“汉唐中原王朝的复兴”或许更为贴切。那么，“中国德意志”岂不是也成了一句空话？ 还好，作者接着提到了晚清时期的“洋务运动”和民国初年的“新文化运动”，指出这两次运动虽都带有“全盘否定传统”(即“反传统的保守主义”)的色彩，但至少在理念上是向“现代性”迈进的积极努力，因此也可以看成是对“汉唐雄风”的一种回应。只不过，这种回应是在汉人受尽羞辱之后，不得不背靠着大清朝末年和民国的破烂旗杆做出的挣扎而已，实在是有些窝囊。